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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玻璃胎的瓶子可能做了两年 乾隆料胎画珐琅包袱瓶说:“我太难了”

时间:2019-10-13 00:21  来源:新快报
■清乾隆 料胎黄地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 《乾隆年制》蓝料款 高18.2 厘米 成交价:2.07086亿港元 香港苏富比,2019年10月8日

 

■玫茵堂珍藏成化鸡缸杯 2014年4月8日以2.8124亿港元(含佣金)成交 现藏于龙美术馆

 

■清雍正 彩漆描金包袱式盒 清宫旧藏

 

■清康熙 玻璃胎画珐琅蓝地牡丹胆瓶 清宫旧藏

 

“包袱瓶”在苏富比以2.07亿港元成交,创下年度拍卖最高价

本轮香港秋拍的压轴好戏,出现在苏富比最后一日的拍卖中。2019年10月8日,乐从堂主人曹兴诚珍藏乾隆料胎画珐琅包袱瓶,以1.8亿港元落槌,加佣金最终以2.07亿港元成交,时隔19年增值8倍,创下2019年度拍卖最高价纪录。

料胎,就是玻璃胎,它比瓷胎的珐琅,烧制成功的难度要大很多。可以这么说,在六个材质的画珐琅器中,玻璃胎难度最大。瓶口的褶皱,需要工匠手快、眼快、技术好,因为玻璃会在瞬间凝固。

乾隆常常因为瓷器不能及时呈交而重罚匠人,而料胎画珐琅,同样也是制作缓慢,他却能忍忍。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不易。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所见最大尺寸的宫廷制料胎画珐琅器

此前,苏富比亚洲区瓷器与工艺品资深专家沈恩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0年,收藏界对清代珐琅彩的宫廷御用珐琅彩器物需求越来越大,但对料胎(玻璃胎)珐琅了解甚少;其实,料胎比瓷胎更珍稀,更难烧造。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料胎画珐琅器物数量就比瓷胎少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型的鼻烟壶,一般都不超过10厘米,今秋上拍的这一件超过18厘米的,就连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都曾表示此瓶为所见最大尺寸的宫廷制料胎画珐琅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雅昌资料显示,这件包袱瓶和一般呈献在宫殿里的陈设品不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礼物,意义比较特殊。根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张荣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乾隆三年到五年之间做成的,从瓶上的凤凰牡丹纹饰判断,可能是乾隆为他的后妃或者是母亲祝寿用的礼物。

“此瓶尺寸大方,属料胎珐琅器中最硕者,且造型独特,妙仿明黄包袱,颈系粉带,丹凤为饰,牡丹上曼舞翔飞,祥云萦绕,雍容华贵,观此纹饰,应为皇后之品。牡丹盛绽,一蕾独含蓄,妙写乾隆四字年款,更添玩趣。昔日恭亲王府中宝珍,先后收入巴尔(A.W. Bahr)、保罗·白纳德(Paul and Helen Bernat)伉俪典藏,至2000年秋由乐从堂主人(曹兴诚)以当时创纪录价2400万港元纳入珍蓄。”

清三代珐琅彩,

一直是拍场上的宠儿

乐从堂主人曹兴诚,在苏富比2000年秋拍上,以2400万港元买下了这件乾隆料胎画珐琅包袱瓶。比它早一年成交的成化鸡缸杯,当时玫茵堂堂主花费2917万港元拿下,2014年时再次上拍成交价超过2.8亿元。“这两件拍品,鸡缸杯破了当时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包袱瓶也破了当时清代画珐琅的纪录。”

清三代的珐琅彩,一直都是拍场上的宠儿。2018年春拍的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成交价接近2。4亿港元;同年秋拍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虞美人题诗碗,也达到了1。69亿港元。

在张荣为苏富比的撰文中,介绍了珐琅彩的珍贵之处。他说,珐琅,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其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琉璃、玻璃同属硅酸盐类。珐琅器是以珐琅为材料制成的器物,依据其加工工艺的不同,珐琅器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内填珐琅、画珐琅和透明珐琅五大类别。

其中画珐琅在康熙年间出现,宫廷造办处、广东和北京均有制作。画珐琅有金、银、铜、紫砂、瓷和玻璃六种胎质。在博物馆内,画珐琅是专门指铜胎,而银胎称为银烧蓝,瓷胎、玻璃胎称为珐琅彩。

宫廷玻璃胎画珐琅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烧造。康熙朝玻璃胎画珐琅,传世作品仅三件;雍正朝的,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雍正年制款玻璃胎画珐琅竹节式鼻烟壶;至于乾隆朝的,稍多于前二者。

高温烧制不少于五次,极难控温

张荣在文章中说:“一个当代制作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的演出者告诉我,‘珐琅彩的烧制温度一般在850℃左右,这时候壶体与珐琅颜色均已接近熔点,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壶体与颜色更好地结合,但是此时温度的掌控也是很难的,温度稍低,颜色不能完全融化,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温度稍高,壶体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而变形,那么,前面所有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了。’”

“‘而这样的高温烧制要经历不少于五次,每一次都是一种考验,烧制过程中还要在上面皴染出颜色的变化来,这就如同工笔画中的皴染,每皴染一次,就要进行烧制一次,通过层层皴染,一件完美的小艺术品就诞生了,犹如一个可爱的小精灵,满载着作者的期望呈现在众人面前。’”

“之所以烧制四到五次,是因为每一个颜色珐琅的呈色温度不同,要从高温开始,到低温结束。当时焙烧的燃料是木炭,又没有仪器测量温度,完全凭工匠日积月累的经验,故玻璃胎画珐琅以小件的鼻烟壶为主,而立体的器物,难度更大,故传世品甚少。”张荣说。

有雍正遗韵,或出自同一批工匠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传做(入珐琅作)雨过天晴玻璃画泥金番花包袱式花插一件记此。”

张荣在《清档》中发现了与玻璃胎画珐琅瓶相关的资料,证明至少从雍正开始,就已经关注到包袱瓶制作,而且他明确提出了要出现像柴窑那样的“雨过天晴”色。“雍正五年(1727年)便开始制作玻璃画泥金包袱式花插。”

乾隆三年(1738年),《清档》中也有“玻璃作”的记录,但没说做了多少件,以及成功与否,到了乾隆五年(1740年),档案中开始明确说到,烧造成功“玻璃珐琅花插一对”,因此,研究者认为,这个瓶子,至少烧制了两年。

而且,甚至大胆猜测,为雍正和乾隆制作包袱瓶的,可能就是同一批工匠——“玻璃胎画珐琅凤舞牡丹包袱瓶是乾隆早期的作品,从包袱瓶流云的画法,以及使用桃形开光写款的方式,都有雍正的遗韵”。

编 辑:卢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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